高个子、浓眉大眼，很少有情绪化的表露，这是经济观察报记者对孔令欣的第一印象。这并非全部，孔自称，他的前半生是一个从冲突、矛盾到自我和解的过程。用他的话说是“越来越佛系了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孔出生于内蒙古，后跟随父母在陕西西安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。

在孔的人生经历中有过两次巨大冲击：一次是到美国求学，感受到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。孔后来比喻说，像是“从马拉车时代一下子跃进到小汽车时代”；另一次则是2008年，受微软委派，从一座城市只有一两个大商场的美国，到了商场林立的中国上海。孔自称，他切身体会到，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从爬坡到繁荣的跃迁和脉搏。

社会经济发展，以及制度、文化、思想的种种，都在孔的身上打下深深烙印。父母一直以来对他进行中式教育，且作为孔姓后代，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，而求学经历中又接触一些西方思想和文化。孔对记者坦言，年轻时候的自己，一度很叛逆，且个性非常鲜明。

将近20年的创业经历，如今在记者眼中，叛逆青年早已消失不见。外界把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形容为“一台擅长延迟满足感的行走的精密机器”。记者问及孔与张一鸣的区别时：“我可能比他（张一鸣）更感性一点，”孔如是说。“我的梦想是改变世界”这自然而然的一句话，似乎也印证着孔所说的“感性”基因。

（无讼CEO孔令欣）

经济观察报：精神内耗是当前流行的一个词语，这折射出一种语境，就是不管是普通人，还是企业的掌舵者，当前都面临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压力，您如何看待精神内耗？

孔令欣：昨天，有人问我，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？当时第一个从脑袋里冒出来的，就是小时候（大概五六岁时）在西安，经常拿着粮票去换西瓜的场景。那个年代（1985年前后），西安有用粮票换物资的菜市场，以及黑白电视机里播放的《西游记》电视剧。我还可以到附近村里小池塘捉青蛙，回来让妈妈给炸着吃或者煮着吃。虽已时过境迁，但那段记忆一直是最让我感到幸福的。

物质的丰富并不能与幸福划等号。所以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企业掌舵者，都会面临精神压力；但解决压力可以有一些认知改变。

以这个水杯为例，水杯内是我能解决的问题，那这就不算问题。而水杯外是我个人无法左右的，那更没有焦虑的必要。我要做的就是，尽力拓展水杯内的边界，让不可能化解的难题，变为可控可解决的难题。这是我多年经历总结出的“水杯论”，所以我很少焦虑。

除了理性直面问题，我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解决问题。记得小时候，大概五六岁时，爸爸说，你长大了，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了。于是在一些家务活中，我选择了刷碗，一刷就是十几年，从未间断。因为我觉得刷碗是将脏乱的东西变整洁，会很有成就感。现在看来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减压方式吧。

我的第二个认知是“放下执念”。去年五、六月份，我面临了两次身边人的逝去，那时我在八宝山待了一个月左右（守灵）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执念的一些认知。

去年5月20日，我的伯乐左晖去世，他是贝壳、链家的创立者和奠基人。当时我在贝壳担任执行董事、贝壳金服CEO。一个月以后，和我相识多年的蒋勇律师在6月22日不幸逝世。他2014年创办了无讼网络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无讼”）。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和伯乐。

去年年底，我离开贝壳金服，今年1月，我决定加入无讼、就任CEO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这样的选择，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。贝壳已经走上正轨，而无讼不一样，我看着蒋勇律师这8年来是如何竭尽全力打造无讼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我深受触动，并开启了我的第六次创业。

经济观察报：您提到，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，今年刚开启了第六次创业，您走上创业路的关键因素是什么，在创业当中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？

孔令欣：我曾经就读于斯坦福大学，那段日子跟身边的同学熟悉后，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美式教育的不同之处。它类似于一个“倒龙卷风”，中小学没有什么学习压力，工作后会比较“卷”。所以在斯坦福读书期间，我会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性活动，比如做一些义工，也为自己后续的工作积累经验。我还记得那时经常会问“自己到底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”这类问题（笑）。

我在斯坦福拿到计算机学和心理学双学位。大学期间我们就开始研究现在大热的人机交互（HCI）技术。当时Google这类初创公司更吸引年轻人。这种环境下，我自然而然地进入创业的赛道。大学期间我就与好朋友一起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创业项目，是一个线下交友软件。当时手机还不是智能机，靠蓝牙互相连接。但显然当时相对于技术，理念太超前了。

我记得，第一次真正的创业是随导师一起，当时是2000年左右，正是美国硅谷互联网开始兴起的关键节点。创业项目一个是围绕着QoS(Quality of Service)，即通讯；一个是DLP(data loss protection)即数据保护。在2004年到2005年时候的DLP，其实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；而10年后在2015年进入云时代后，DLP才真正开启商业化。

这两次创业有起有落，带给我的启迪是，学会把握趋势和潮流，同时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壮大一个公司。

经济观察报：您在经历了一起一落的两次创业之后，进入了之前认为的大公司微软，这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，在微软您的体会是什么？

孔令欣：创业经历了一起一落，我就意识到一点，自己的经验中有管理和认知缺陷，需要到大公司去磨砺磨砺。

2005年左右，我进入了Net App。那时这家公司正从硬件转向软件，需要一些有创业心态的人加入，从0-1做出一些项目来。在那里，我学到更多的体系化管理，比如虚线、实线交叉的双向管理理念，比如如何搭建大型商业化体系。

两年后我加入微软。在微软待了四年左右，微软带给我的认知，不像Net App集中在产品管理和团队管理层面，而是在跨国际跨地域的大型组织中如何协调各种组织结构。可以这么说，Net App教我如何做一个“将才”，微软则教的更多的是站在“元帅”的角度，如何下一盘大棋。

2008年，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，当时微软看到了这一趋势，便委任我来到上海。那时微软在北京已经有了个研究院，此次要筹备的是中国的第二个研发中心。因为微软决定孵化云，但当时的西雅图并非最合适的孵化地，反观国内，正值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期，于是微软选择了中国上海。2008年，我来到上海，帮忙筹建微软研发中心。

这个研发中心由于是美国直管，记得离开微软前，我的汇报线距离萨提亚·纳德拉（现任微软公司CEO、董事长）仅有一层，所以我可以接触到很多战略层面的工作内容，而这些内容对年轻人来讲是很难得的。

创业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经历组织的成长裂变。我自己总结了一套企业的组织管理进化论，依次分别是打猎式（门店类，20人以内）、金字塔结构（企业稍微大一点，有一个精神领袖）、联盟制（类似于蒙古部落有很多领袖，通过某一种共同的目标和认知组成联盟去打仗）、矩阵式（比联盟制多了一层跨组织性的合作，多个人开始发命令包括垂直的横向的命令，大家手拉手合作来做事情）、网状式（多个人在某一些节点中可以互相替代，多个矩阵放在一起合作时就形成网状了）。

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一批又一批的国内优秀企业迅速崛起。而当第一代企业家功成身退，需要把企业管理权继续传承，第二代接班人多数为80后、90后。如果企业是金字塔式结构，不确定性和挑战就会多一点。

抽象一点来说，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金字塔结构太稳定，当第一代王者要退出时，选拔一个接班人上去，这个接班人无法掌控这个原来特别稳定的组织。而联盟制要比金字塔结构好一些，但更为健康的组织显然是矩阵式和网状式，目前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，矩阵式和网状式管理也已经出现了，只是还未完全成型。

回到自我认知上，我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工程师，我希望用技术去实现梦想；我希望技术能够让身边的人和事都能更好一些。

之所以选择无讼，除了之前提到蒋律师选择的这条路唤起了我的初心之外，作为无讼8年发展的见证者，我也感受到了法律行业真正需要的和亟待改变的。无讼最大的目标是嫁接律师和大众的桥梁，用科技积累建设中国法治的信息高速公路，我觉得意义很大。